在华农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月以后，苏亦的文章《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终于完成初稿了。
整篇文章，除了借鉴丁颖教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丁颖教授是“中国稻作学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
苏亦也不能怂，他的文章文献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他会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这方面的才华，那不是白学了？
因此，他特意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稻”是如何从向全世界传播的。
他把稻谷的语言系统分为中国、印度、南洋三大系统。
首先论述，稻从中国向曰本的证据。
比如，日语的“ko”即“谷米”的对音，“o”（穗）即“禾”的对音。我们南方口音就称“稻”为“谷”或“禾”。
至于“稻”从印度西传也可以论证，比如印度的泰米尔语称稻为rii，后经阿拉伯人演化成rrzz或rzz，而希腊人又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rz，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进水稻，西班牙语称为rroz，从此欧洲人对稻的称呼就变成意大利语rize、rizo；德语i；法语riz；英语re；俄语。
至于南阳语言系统，也差不多，稻发音为pdi，米为br，这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可能是马来人于史前时期迁徙到印尼的时候传入的。
甚至，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15个以ir（国际稻）命名的品种进行溯源，结果发现全部品种都有印尼品种c，这一语音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跟“c”的谐音几乎是一致的。
然后他又开始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对于甲骨文“稻”的考释。
其实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习惯称稻为“谷”，各种文献考证都称为“谷”，这个原始母语“谷”的语音下限不迟于七千年。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梵语的词汇去论证印度各民族对稻的发音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啥演变继承关系，不成体系。
这个时候，苏亦的半吊子梵语基础也开始派上用场了。
综合上面的结论，很容易就得出中国稻作并非从印度传入的。
不然，稻作真的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话，也会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样，带进来许多印度的外来词汇。
诸如“浮屠”、“菩萨”、“舍利”此类的词汇。
从历史语言方面论证，苏亦很容易就得出汉语“谷”的语音早于印度，说稻作从印度传入中国完全就是谬论。
他这个部分，写的很嗨。
几乎把他此前所学，一股脑儿的倒了出来。
要不是文章篇幅有限，他都快刹不住车了。
要论对曰本以及印度的熟悉，他并不比国内考古界的其他学者差多少(嗯，局限于年轻一辈)。
为了学佛教考古，一直在专攻日语跟梵语，好不容易写文章，碰到丁颖教授论证的稻作命名“曰本型”以及“印度型”，他不写点东西，都对不起自己的一生所学了。
实际上，有了丁颖教授的在稻作命名上的抗争，以及一系列出土谷物的发现，稻谷是从曰本传入中国的结论，早就被推翻了。
曰本学者，也都接受了这个认知。
甚至，部分曰本学者，这些年来，利用酯酶同功酶的电泳分析，整理亚洲水稻品种的电泳同工酶谱，认为亚洲的中国西南、泰缅、印度东北是稻种的变异中心，由此扩散传播。
而曰本的水稻就是经过长江过海传播过去的。
所以打脸小曰本的事情，老一辈学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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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文章发表以后，苏亦在农业考古圈火了免费阅读：，！
做得够好了。
苏亦锦上添花即可。
不过多赘述。
他所以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致敬丁颖教授的学说观点，并不是核心内容。
考古发现，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实，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华南地区，差不多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台湾”。
非要较真的话，79年之前，这些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其实没有办法支撑起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说法的。
至少两广地区的珠江流域、两江流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并不多。
在广东，只要石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距今近5000年，广西方面就更加可怜，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贵港和合浦汉墓中发现随葬稻谷，却从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栽培稻痕迹。
相比较广西，云南的稻作遗存，就比较多了。
云南滇池池东岸遗址有发现。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有发现。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有发现。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谋大敦子遗址，发现有4000年前的稻谷遗存。
也难怪湖南农学院的柳子明先生会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东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着名。整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可以说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长盛不衰，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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