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好奇。
都有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了，还要专门弄农业考古干啥？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并非如此。
动植物考古，从内容来看，跟农业考古是重叠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动植物考古只研究与人类有关的动物和植物，而不涉及农业工具、灌溉设施、农田遗迹、与农耕活动有关的画像碑刻等。
因此，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农业考古的规模远比动植物考古更加庞大，可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学科优势和影响。
不仅如此，从国情来说，动植物考古没法跟农业考古比，前者极其小众，顶多就是一个研究方向，而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因此，农业考古在反映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全貌方面更具优势。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搞农业考古指向性更强，更加容易获得农业部门的经费。
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大量的高校并不隶属于教育部或者地方，而是部委直属。
尤其是农业类高校。
搞动植物考古影响力太小，必须要弄农业考古才行。
这也是为什么陈文骅在南昌举办古代农业科技展的时候，获得农委领导重视的原因。
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最为重要的还是把文章弄出来。
搞学术的，文章着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之前写石峡栽培稻遗遗存，查了不少资料，也看了不少丁颖教授的书籍，甚至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也在翻看。
其中就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和孙常叙的《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但，有很大的参考性，尤其是荆三林的书影响力更大。
苏亦对荆先生也不陌生，前世还看过他写的《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据说这本书是五十年代写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这书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启蒙书籍，以前翻看的时候，多少有些阅读门槛，对于现在的苏亦来说，这书顶多算入门级的。
就算如此，这书也还没出版。
甚至，再一次翻看对方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苏亦觉得自己未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写类似于《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的书籍，甚至把他对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术史之中，到时候，也是算是他系统整理石窟寺知识的集合，甚至苏亦有自信，到时候弄出来的书比荆版更加详实且有深度。
现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来再说。
整个七十年代，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水稻遗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遗址，它的发现把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前世，因为初中历史教材的缘故，苏亦认识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就是河姆渡遗址。
对河姆渡遗址上的水稻遗存，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郑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址，这一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精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及陶猪雕塑，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发现了与裴李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遗址，除出土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外，还发现了大量贮藏有粟的窖穴遗址，据估算粟的储藏量可达10万斤以上。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客观上都引起相关领域的学者的兴趣，进而引发他们对农业考古的研究。
但，苏亦是新人，写文章，立意要足够小，农业考古的其他方向，尽量不去触碰，只专攻水稻起源这一问题，不然写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期间，苏亦再次研读丁颖教
为您提供大神莫鞑的《我在北大学考古》最快更新，！
第286章：文章写好，就发我们华农的《农史研究》吧！免费阅读：，！
授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以及他主编的大块头专着《中国水稻栽培学》，其中，后者的第二章标题名就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这部分是重中之重。
这个章节也相当有意思，内容部分还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关于“稻”字的考释。
看一本水稻栽培学的书，突然跳出来几个甲骨文，还有学相关者考释，没一定的基础，你看得都懵逼。
好在，苏亦非同一般，他是专业的。
现在抄甲骨文都抄吐了。
这种考释，对于他来说，就很简单了。
只是，突然看到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的名字出现其中，倍感亲切，但这种引用，就去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栽培稻，有点牵强。
只能算一种说法，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作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教授在稻作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是极大的，他的华南说，再过半个世纪，都还有扞卫者。
除了丁颖教授的文章，苏亦尽量收集这些年的关于栽培稻的相关文章。
其实也不多。
比如湖南农院的柳子明就写了一篇《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从文章起名来看，就知道受到的丁颖教授的文章影响极大。
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就有不少丁颖教授的文章及着作。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