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竖起大拇指，“婉韵姐，总结得很到位。”
许婉韵不上道，“你小子，肯定是在笑话我。”
这个时候，姚华山突然问道，“朗达玛还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哥哥？哪个文献记载的？”
这一问，就知道姚华山同学，对吐蕃史是有一点研究的。
苏亦也不能瞎糊弄了，半真半假说道，“是一本16世纪藏族僧侣巴代·祖拉陈瓦创作史料，是藏文史料，应该叫做《贤者喜宴》。”
“应该叫做《贤者喜宴》是什么意思？”许婉韵不解。
苏亦说，“因为这书还没有译本，存世的只有藏文版。”
瞬间，许婉韵瞪圆眼睛，“你小子可以啊，都可以阅读藏文史料了？”
苏亦连忙摇头，“哪有，没有的事，我对藏文完全一窍不通，我就是前段时间看翻看敦煌文书，加上仓央嘉措的诗歌，看了一些于道泉先生的着作。再加上前段时间去东语系蹭金克木先生的课。因为要学梵文，所以多少做一些了解，但都是零碎的，不成体系。”
一说到这里，苏亦就有些头疼，“咱们北大根本就没有藏文专业，想学都没有这个条件。”
当然，这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学的又不是民藏史，更没有专攻藏传佛教史，还不需要专门去学藏语的地步。
许婉韵笑，“其实你想学也是可以的，据我所知，金先生跟季先生都会藏语，也会梵语，还会德语，以你小子的语言天赋，完全可以跟他们学习。”
苏亦哭笑不得，“婉韵姐，别闹。”
他有个屁的语言天赋。
之所以比大家好，沾的是时代的光，而不是语言天赋。
因为有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的时候，多少有些优势。
都是属于印欧语，现代英语的单词来源，又主要是拉丁语、日耳曼语、希腊语三大类。
那么法语呢？
其实也差不多。
因此，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三门外语，从词根词源去记忆，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再加上有一个法语科班出身又读法国史的室友，苏亦学法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至于德语，他也只是在背单词阶段。
发音啥的，就先顾不上了。
没有办法，想要看藏文梵文史料，就必须要学会德文，因为很多史料都是德国学者撰写的。
苏亦想要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做到熟练掌握多门外语，估计很困难，短时间内也不需要，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
他现在学的就是一点皮毛，就被许婉韵说成语言天赋，苏亦哪里敢应。
对于语言学，他完全就是一窍不通。
然后大家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北大东语系，聊到于道泉先生，聊到中央民院。
跑题太严重了。
好在最后又拐回来了，大家都好奇，民院哪边有没有专门从事吐蕃史研究的学者。
肯定是有的。
但是谁，苏亦也不熟悉。
他不熟悉，有人熟悉啊。
比如姚华山，就说，“中央民院这边我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西北民院，我就认识黄奋生教授，当初我们兰大恢复历史系，还聘请黄教授给我们授课，他对吐蕃史应该是有研究的。”
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苏亦的脑海突然就浮现出一本书《藏族史略》，瞬间，可以对号入座了。
只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还教过姚华山。
所以之前马世昌说姚华山对吐蕃实史有研究，并不是说说而已。
说到学者，话题又拐回到着作。
实际上，着作这个方面，没啥好说的，八十年代事前，国内的学者都没几本着作，不是学者们水平有限，而是时代限制。
大量的着作出版，还是要等八十年代以后，可以说这个年代的着作出版，呈现出来一个井喷状态。
比如上面提及的《贤者喜宴》也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才有出版，而黄奋生先生的《藏族史略》也是同年出版的。
十年间压抑的学术热情，开始迸发出来。
因此，现在能够引用的文献，其实很有限。
苏亦也满是苦恼，“我能找的文献也不多，藏文版史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引用，因为看不懂，而汉文版的，也只有《新唐书·吐蕃传》以及《资治通鉴》两本。”
听到他在倒苦水，众人都笑了。
许婉韵又说道，“那继续说回朗达玛灭佛的事件吧，我也好奇，你都有什么样的研究。”
苏亦说，“婉韵姐，咱们是不是跑题了，我研究的明明是唐卡艺术历史，吐蕃史以及朗达玛灭佛都是顺带的。”
许婉韵笑，“没事，学术讨论嘛，就当读书分享会了。”
这么说也行，苏亦也不局限于什么主题。
“那我就先从朗达玛这个名字说起吧，在《新唐书》里面，朗达玛被成为‘达磨’。”
“有这个说法？”众人好奇。
苏亦点头，“原文应该是‘赞普立几三十年。死。以弟达磨嗣。’陈寅恪先生还批注说，这里面说的赞普指可黎可足，即彝泰赞普，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赤祖德赞，还有史料把他成为热巴坚，也翻译成热巴巾，都是音译，反正各种各样的称号，很乱。”
许婉韵忍不住了，“你说了那么多，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达玛前面还多一个朗呢。”
苏亦笑，“婉韵姐，别急嘛！”
实际上，他就是故意等许婉韵这么问的，不然干巴巴的讲述，多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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