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之下，把宿白先生的名头拿出来当大旗，才使得整个见面不至于那么突兀。
朱家溍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跟苏亦谈论文章的事情，反而问他，“小苏，你觉得研究咱们故宫藏传佛教文物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偏门的文物来研究？实话实说，这点，让我挺意外的。”
这话倒是把苏亦给问住了。
不是他不懂回答，就是没有想到老先生会那么问。
按照他的本心，肯定就会说，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要不是感兴趣，才不会研究这些偏门的东西。
但是，苏亦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给升华了一下。
回归学术本身。
那么研究清宫藏传佛教文物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挺大的。
研究故宫藏传佛教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故宫藏传佛教文物具有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代王朝都面临着如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地区稳定的重大挑战。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藏民族聚居地区比较广阔，从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又广泛影响到蒙古族地区。
清初满族政权就同XZ蒙古的关系密切，在政治上予以优待，经济上子以厚赐，使之与清廷保持一致，以维护北方长治久安，这是有清一代笼络藏蒙上层喇嘛集团的传统政策。
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紫禁城，是皇权的中枢政治的核心，其中收藏的许多藏传佛教文物，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反映，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军剿灭廓尔喀(尼泊尔)对XZ的侵扰后，乾隆皇帝于次年写了《喇嘛说》一文，阐述了藏传佛教的命名来源和发展，以及清廷予以保护的原因，总结了元朝统治者佞佛的教训，告诫子孙不要重蹈覆辙。
文中提到，他用国法惩处那些搞分裂危害国家统一的上层喇嘛，并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整顿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清廷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增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
他强调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乾隆这一御笔现藏故宫博物院，钤有清内府石渠宝笈所藏”、宝笈三编”、“宣统尊亲之宝”印。
又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阜帝70寿辰，六世班禅跋涉万里进京朝贺，并曾到紫禁城中正殿，宁寿宫等处佛堂念经做佛事，故宫现仍保存着班禅的奏书及贺礼。奏书以藏汉满三种文字写成，书尾钤朱色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
奏书表达了六世班禅对乾隆帝的赞颂和祝愿，衷心感谢乾隆帝对黄教的扶植弘扬，并表达了他拥戴中央政府的心情。所献马鞍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嘉庆皇帝曾以此鞍作御用鞍。
这些文物是汉藏交流民族团结的见证。
其二故宫藏传佛教文物体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成就。
藏传佛教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是XZ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凝聚着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故宫是中国内地保存最完好收藏最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物宝库。其典藏基本是宫廷旧藏，汇聚了藏蒙地区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珍品。来自藏族地区的佛教艺术品，是明清以来蒙藏等地区进献朝廷的礼品，大量的XZ佛教艺术精品荟萃紫禁城，这是元朝以来700年的历史积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
由于皇宫的至尊地位，文物的特殊来源，故宫的藏传佛教文物大多豪华精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极高，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聚着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连接着中原文化与XZ文化，连接着中华民族共荣共存的血脉。
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造像及唐卡基本上保留了清代喇嘛的鉴定记录。按照宫中惯例，这些佛像唐卡献进皇宫后，要请章嘉土观阿旺班珠尔等驻京胡土克图予以鉴定。对于佛像，用汉满两种文字在黄色纸上写明它的品种名称来源时间，再拴在佛像上，称为“黄条”，或在佛龛上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写同样内容的铭文。对于唐卡，则在每幅背后缝有一方白绫，上书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题记，说明唐卡进宫的时间来源名称鉴定人以及摆供方位。
这些黄条和题记，反映了清代高僧对造像和唐卡的认识水平，不但在当时具有宗教与图像学两方面的权威性，也为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大量带有题记的艺术品，不仅是研究故宫造像唐卡的基础，对于XZ雕塑史绘画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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