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摇头，“并非如此，哈佛大学跟京都大学的考古学之间的差异，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胡肇椿先生毕业以后，不加入史语所，而直接加入黄花考古学院。相比较史语所的影响力，黄花考古学院的影响力太弱了，民国时期乃至于现在，在官方资料宣传之中，总会若有若无忽略非史语所的考古学者，因此，造成民众对非史语所的学者并不熟知，然而，胡肇椿先生学术贡献并不显，他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
众人恍然，新的疑惑又来了。
“小师兄，黄花考古学院是怎么回事？民国时期，国内已经有专门的考古学院了？”有人疑惑问道。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黄花考古学院，只是一个考古学团体，跟前面提及的考古学社差不多，不过，它比考古学社成立得更早，早在1931年就成立了。”
这个时候，苏亦又不得不跟大家介绍一下黄花考古学院的由来。
1928年1月，中山大学语史所宣告成立。语史所设立了民俗、考古、语言、历史四个专业学会，其中考古学会成立于1928年12月14日，推举商承祚先生为主席。
这一年，除了中大语史所和史语所的成立，一个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也诞生了。
而中华考古学会就是黄花考古学院的前身。
黄花考古学院一成立，即吸纳了刚从国外过来的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
以蔡守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
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期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不仅收录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广州都堪称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核心之一。
因此，广州的田野考古是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的。
不过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并不多，主要是以胡肇椿为主，1934年，他受邀上海，先是任上海市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后任馆长。之后，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似乎也就停止了。
当然，黄花考古学院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影响，并没有结束。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持续影响着南方的田野考古进程。
苏亦说着说着，自己都说跑题了。
从滨田耕作说到郑师许、说到胡肇椿，又说到考古学社说到黄花考古学院。
苏亦讲究是要跟大家说啥啊？
归根到底，还是要论述滨田耕作对近代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影响。
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他翻译了好几本业师的着作并不少，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
“说到郑师许跟胡肇椿，之所以共同翻译滨田耕作的同一本书，也挺有趣的。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一面市，郑师许、胡肇椿二人都开始把这书翻译成中文。结果他俩各自把书翻译到一半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才了解原来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于是，俩人合力完成。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苏亦说完，众人感慨，“这也太巧合了吧？”
“要不合译，说不定就有两个版本了。”
“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了。”
“胡肇椿是因为导师的影响，那么郑师许又是为何呢？”
苏亦笑，“当然也是受到滨田耕作的影响力了。他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可以说，蒙特柳斯的工作给当时的郑师许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让他明白，原来不需要参与古发掘，也可以研究考古学，当时像郑师许这类学者并不算少，尤其是考古学社即集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
“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啊？”
坐在苏亦旁边的黎新叶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苏亦解释，“就是，没有田野发掘机会，却雅好考古学的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学考古的人知道，要是没有田野发掘经验，想要从事考古学研究，几乎不太可能。”
“那对方怎么还觉得这条路可以行得通啊？”
苏亦解释，“主要是跟当时中国考古学还在初始阶段有关，在专业职能的划分上，郑师许毫不犹豫地将史语所的考古活动划入了收集材料的锄头考古学一类，其实这个观点到现在也依旧存在着。”
他这话一出来，黎新叶噗嗤一笑，“什么是锄头考古啊？”
苏亦说，“就是拿着锄头去田野发掘东西，在郑师许看来比较低级，他认为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高的难度和要求，比田野工作更高一个层次。特别令他期待和欣喜的是，这个职能足不出户的历史学者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不能吧？”
对于这个观点，考古专业的学生开始质疑了。
苏亦点头，“确实不能，郑师许的这种观点，表现出对西方社会在考古学发达之后职能分工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萌芽阶段，这种分工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另外，这也是郑师许对史语所考古特点的认识，与《安阳发掘报告》等出版物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史语所在综合研究以及考古学解释方面较为薄弱的一种反思。”
故事说到最后，最终还是要跟史语所扯上关系。
原因很简单，在民国时期，从事考古活动，想要不跟史语所扯上关系，是很难的。
因为这是国家唯一一个中央学术机构，类似于建国后的社科院考古所，在国内各个地方的考古遗迹的发掘都要经过史语所的同意。
当然，这也只是纸面上的说法。
当年的史语所就算想要管，也管不了。
地方的考古发掘，想要发掘还是继续发掘。
在民国时期，除了史语所主持的殷墟考古发掘之外，其他非史语所的，比如黄花考古学院这些民间学术团体，也参与地方考古发掘活动之中。
只不过影响力上根本就没法跟史语所相比较。
这点，在徐建的《暗流》这本书就有过系统的梳理。
苏亦再次梳理，也只是拾人牙慧。
但，这些史料，又是考古学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也就这个时候，突然有同学问道，“小师兄，咱们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除了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还有其他国家的吗？”
喜欢我在北大学考古请大家收藏：(www.hkdsy.com)我在北大学考古好看的书院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