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田耕作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非说说而已。
郭沫若在翻译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就坦承，完全是因为滨田耕作推崇此书，而他又相信滨田耕作的判断才翻译的。
甚至，徐建教授在他的《暗流》一书中，就对滨田耕作推崇备至，就差点把这位日本学者夸上天了。
还说，从未有任何海外学人如此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进程。
这话，多少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滨田耕作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
那么徐建是何许人也？
为何如此推崇这位日本学者？
前世，徐建教授应该算是一个在公众面面前比较活跃的考古学者了。
北大出身，曾经在中大历史系任教，由被上大挖走，担任上大历史系主任。
因为对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东亚及东南亚青铜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史、中国艺术史（小艺术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文化遗产等方向。
跟苏亦前世读研涉及的方向重合度比较高。
因此，这是苏亦前世比较关注的一个非北大考古教授之一。
还一度想要读对方的博士，不过，给对方发邮件，人家没要。
对他一个云大毕业的研究生，根本就不感兴趣。
当然，苏亦也只是有枣没枣先前打一杆再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反正也没啥损失。
就好像之前，他也曾经给央美的李教授发邮件，表示想要读对方的艺术史博士生想要从事美术考古研究。
人家李教授同样也看不上他。
博导跟硕导不一样，一年也就带一个博士生，或者说好几年都不带，对于弟子的选择肯定是很谨慎的。
要是此前没有交流过，贸然自荐，很大概率就是被据。
想读的学校跟博导都不要他，一圈下来，苏亦也懒得继续挣扎，继续跟着云大的老师混，研究民族考古去了。
其实，也挺好。
在这个方面，云大还是有些优势的。
要不是苏亦不想继续重走旧路，想要换一个方向，不然，他在北大，最合适的导师人选就是李仰松先生。
说回徐建，他有两本书，一本《暗流》强烈推荐滨田耕作，一本《名山》强烈推荐棚桥源太郎，苏亦都看，甚至，他前面提及不少关于棚桥源太浪还有滨田耕作的观点，都是引用徐建的说法。
当然，苏亦也不是徐建教授的门徒，并不会一味认同对方的观点。
但研究考古学史的，观点可以很多，但基本的史料却无法否认。
毕竟，滨田耕作翻译了蒙特柳斯的着作，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带入日本，又由中国的学者带回国内，这点是无法改变的。
除了前面介绍的张凤、程憬还有闻宥三人，以及俞剑华之外，还有争师许以及胡肇椿两位学者，苏亦并没有介绍。
“郑师许(1897～1952年)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在文物考古方面多有着述，曾为考古学社会员。”
苏亦刚说完，就有学生好奇问，“小师兄，考古学社是个啥啊？”
显然，对于这个社团，大家很陌生。
“这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容庚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延龙、劭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发起的金石学会，九月一日在北平大美参观召开成立大会，一开始是旧拟金石学会，后来改成考古学社，票选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和魏建功为执委。”
“整个学社，只存在四年期间共有三期社员，社员来源广泛，不过主要群体还是燕大的学者，因为学社社址就是在燕东园24号楼，也就是现在周一良先生所住的小楼。”
对于这个小楼，苏亦熟悉得不能够再熟悉了。
因为周一良先生的缘故，苏亦对考古学社的事情，不仅不陌生，还很熟悉。
他周末去燕东园24号楼做客的时候，周一良先生就喜欢跟他谈论这些旧事。
作为曾经的考古学社的社员，周一良先生对考古学并非一无所知。
当然，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在周一良先生上，而是好奇，“怎么才办四年就停办了？这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苏亦解释，“关于停办的原因，众说纷纭，不过最主要的说法还是军事原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当时，郑师许直接从上海返回广州，容庚先生也准备南下广州，甚至，当时周一良先生也已经加入史语所。这种情况之下，考古活动很难进行，学社停办也是迫不得已。”
说到这里，跑题了。
还说回滨田耕作吧。
“胡肇椿(1904～1961年)曾于20年代末求学于日本京都大学，而且还跟随滨田耕作专修考古学数年，是中国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
这个时候，王讯好奇问，“梁思永先生跟这位胡肇椿先生，谁的影响力大？”
苏亦问，“为什么这么问？”
王讯说，“因为这两位先生都出国留学了啊，而且，都是20年代，因此，我比较好奇，他们俩谁影响更大？”
这个家伙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如此奇特。
但这两位可以比较吗？
自然可以。
“要论影响力的话，应该是梁思永先生。”
“为什么啊？因为梁思永先生留学哈佛的关系？”王讯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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