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刚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说，“柳城巨猿洞？”
“没有错，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
苏亦给了很热情的回复，他浮夸的表现，把对方吓一跳，倒是让整个教室都笑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真心夸奖的，昨天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我跟大家说过裴老，说过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说到白莲洞文化，还是涉及到裴老以及华南探险队，同样，大家看到华南调查队，肯定就知道白莲洞文化属于华南地区。”
“这就是联想记忆法，用已知的去认未知的。咱们可以从地名，也可以从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倾向于人名，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关于诸位师长人生的经历以及学术经历，深入了解这些考古学术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便于咱们的了解在考古学之中一个枯燥的名词以及理论。”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说，“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仰韶文化吧？”
结果他刚说完，又摇了摇头，“跑题了，不能占用严老师太多的课堂时间，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咱们课后交流。”
“咳，小师兄，别啊，正说到正精彩处呢，你就突然不说，咋回事啊。”
“对啊，小师兄，你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就不讲了。可不行。”
“不止我们不答应，严老师也不答应，对吧，严老师。”
一帮学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严先生。
这就有趣了。
苏亦刚才纯粹是讲顺嘴，忘了刹车，甚至都忘了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如果这是王永兴、吕遵锷两位先生的课堂，那么问题不大，就算是漆侠或者张光达先生的课堂也都可以。
偏偏，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等，他回过神来，似乎有些晚了。
显然，台下的学生不乐意了。
让苏亦意外的是，严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么苏亦同学就继续跟同学们说一说吧，我也挺感兴趣的，反正时间还早。”
于是，苏亦就说了。
说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安特生。
安特生是啥人？
毋容置疑，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瑞典人。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始是同安特生的名字分不开的。
可以说，正是安特生在中国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然而，大部分初接触考古学的人，对于安特生的了解，也仅仅把他认为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作俑者。
在特定的年代，这位瑞典考古学家，在国内的口碑并不好。
不好也是相对的，相比较斯坦因以及伯希和，安特生的口碑有好了很多。
其实，安特生考古是副业，本职工作是搞地质学的。
他是瑞典着名地质学家。1906年至1914年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矿政顾间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
从他来中国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职业属性。
可是好端端的，怎么就在中国干起考古事业了呢？
这也跟中国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找矿以及开采矿石十分困难，就算找到，也没机会去开矿。
既然，到了中国。
主业干不成，那只能搞副业了。
因此，安特生向后来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了文汇提出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
所采化石归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瑞典的一些博物馆收藏。
这样的提议，当然没人拒绝。
因为军阀混战时期，政府根本就建顾不上这些东西。
有一个老外自费去寻找化石，还上缴一部分给政府，傻子才不同意。
于是，1917年，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从1918年到1921年间，安氏的工作集中在哺乳动物化石的采集上，然而，他毕竟是地质学家，途中遇到的石器，也进入他的采集范围。
他及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同事，在河北、北京、山东、辽宁、内蒙古以及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采集了数量不少的石器，1920年，他发表《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是目前所知安特生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标志着他的兴趣由自然向文化的过渡。
所以这位老兄，能够成为着名的考古学家，都得感谢地大物博又拥有绚烂文明的中华大地。
1918年2月，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了解到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出土古生物化石，于是安特生在当年的3月的时候，还特意去鸡骨山考察了二天，并做了一些试掘。
这次试掘收获不大，让他以后的主要精力也没有放在周口店。
不然，估计这位老兄成为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发现者，没裴老什么事情了。
当然，重要的历史进程，从来不需要去假设。
说不定，安特生真的发掘周口店遗址，也不一定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毕竟当年裴老发现这颗头盖骨也是有偶然成分的，谁也不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安特生的行为，毕竟揭开了中国猿人和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序幕。
在早起关于周口店的考察发掘方面，安特生是走在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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