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瞬间，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想起来。
王永兴授课很有感染力。
因为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一举一动之间，都能够跟台下起到一种互动。
甚至，言语之间还让苏亦有一种共鸣感。
这就相当难得了。
虽然他的授课，跟其他老师差不多，都是从概念讲起来，然后，他比其他先生更加具有激情。
同样，因为是陈门弟子，他接触的就是最为正统的史学训练，师出名门，他比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更早的接触敦煌学。
所以，他授课的方式，并非是从枯燥的敦煌经卷开始，而是开始讲述学术史。
就是开始跟大家讲述，敦煌学的由来以及敦煌学的发展。
顺带，跟大家讲授一下敦煌学术史。
不过王永兴先生的学术史，更多是放在陈寅恪先生的身上，在推介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他似乎比周一良先生更加直给。
不过因为考古学术史就是前世苏亦读研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内容，苏亦基本上都不陌生。
比如，王永兴提到的敦煌藏经洞经卷流失历史。
除了提到大家熟悉的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提到日本和尚大谷光瑞的探险队，甚至，还提到俄国的奥登保。
因为这些人都跟敦煌经卷以及壁画的流散在海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知道斯坦因跟伯希和是直接从道士王圆箓的手中购买大量经卷，实际上，日本人也到了敦煌。
大谷光瑞探险队之中的吉川小一郎跟橘瑞超两人也到了敦煌。
比如吉川，他就取得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和两尊做工精美的佛像。
不过他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已成空洞，大部分经卷被晚清政府命敦煌知县运往北京了。
“王圆箓早已将认为有价值的经卷藏在了转经筒里面，并陆续卖给这些外国探险队员们。对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王道士，看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觉得惊讶，于是，吉川小一郎就以11两银元的价格换取了一批唐朝经卷。”
“收到吉川消息的橘瑞超赶到敦煌与之汇合。俩人又从王道生手中各自获得了大量经卷。吉川小一郞在追述王道士给他搬运文书时描述说：态度恰像贼运赃物一样。其中吉川一百多卷，橘瑞超两百六十多卷。最终所获物品用了一百头骆驼才运出敦煌。”
等王永兴提到日本人从王道士手中盗卖敦煌经卷的时候，台下的学生愤怒不已。
这种愤怒比听到斯坦因跟伯希和两人的故事的时候，还来得更加猛烈。
不用想也知道跟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了。
然而，真正对敦煌文物造成大量遗失的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恰恰就是上面的斯坦因跟伯希和。
尤其是伯希和，他比斯坦因这个探险家更加的识货。因为他就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着多种东方语言，也被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他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经书的方式还跟斯坦因不一样，他是有挑选标准的。
“普通的汉字经卷不要，必须要两面都有文字，如果图文并存的话更好；而且专挑少见的世俗文书，那些双面有文字的世俗文书其实是考古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等等。这种甄选方法的确取走了斯坦因所遗的所有艺术品和藏经洞内的文献精华，使巴黎所存文书在价值上远远高于伦敦藏卷。”
相比较之下斯坦因就弱爆了。
因为这家伙尽量挑选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学术价值如何不管，他看不懂。
提到这里的时候，王永兴痛心疾首。
因为别人不清楚，苏亦再清楚不过，王永兴对敦煌学研究最为擅长的地方就是在敦煌文书。
不过国内学者之所以重视敦煌学，也跟伯希和有关。
1908年伯希和离开敦煌前往北京，第二年的北京宴会上，伯希和将其随身携带的敦煌写本公之于众，顿时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罗振玉跟王国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呼吁清政府加以保护。
因为罗振玉的个人威望，他们的呼吁起到作用了。
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毛庆蕃，“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省城）。”
然而，学部的本意是好的，还给了六千白银用于购买经卷。
结果执行的时候，就有些蛋疼了。
六千白银直接被县令私吞，散落在外面的经卷一卷都没买，不仅如此，王道士藏起来的经卷也没人管。导致大量藏文卷子、夹板贝叶写经、绢画文献散落民间。
“前往敦煌的1911－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斯坦因，1914－1915年的奥登堡，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以及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
“不仅如此，运送到京城的藏经洞材料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胡了，有价值的经卷被调走，而将普通佛典弄成好几份滥竽充数。这也是为何如今北京图书馆藏卷宗多为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这种本世纪早期人为造成的经卷残缺不全的情形导致了藏经洞的文献至今无法全部复原，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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