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王利器先生的课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年代，敦煌学的影响依旧很足。
因为特殊年代的冲击，王永兴的腿脚有些不方便，然而，当上课铃声正式响起来的时候，这位老师还是极力要站直着给台下的学生鞠躬，才正式上课。
下意识的，坐在前排的学生，也都纷纷站立起来，紧接着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然后开始喊：“老师好！”
除非在中学时代，苏亦已经很难感受到这种整齐划一对台上的老师问好的上课方式，没有想到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倒是遇到了。
但台上的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确实值得台下的每一个学生的尊敬。
王永兴摆了摆手，示意教室的学生落座之后，才在黑白上写了三个大字——敦煌学。
王永兴问，“诸位，知道敦煌学三个字是谁提出来的吗？”
一时之间，台下的学生还真没有人答出来，就连随同苏亦过来蹭课的研究生范长流，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
苏亦本来不想冒头，但这个时候，还是忍不住说道，“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吧，1930年，陈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
唰！
一下子，众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结果，发现回答的人是他这位“小师兄”以后，也都露出恍然的神情。
似乎在他们看来，苏亦能回答出来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实际上，台下的大一新生来说，敦煌学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大部分人都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却不曾想到敦煌学竟然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
王永兴也认出来苏亦，对着他笑了笑，“没有错，苏亦同学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说着，他又在台上唰唰的写了一行字。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王永兴刚写完，就把苏亦喊起来了，“苏亦同学，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出自于哪里并且是什么意思。”
得，不用想都知道是考题来了。
苏亦只好站起来，“这话应该也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大致意思是说，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就是所谓的学术新潮流。而学者研究问题，应该跟踪此潮流，这才是当今的西方汉学主流，要是没跟上学术主流，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学者。这是学术史上常态，并非那些闭门造车的人可以比拟的，而，敦煌学者，才是今日世界之主流。不过我认为这个世界主流应该说的就是西方汉学。”
说完，苏亦有些心虚得望着王永兴，“我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不对的地方希望王先生指正。”
王永兴示意他坐下，然后说，“大致意思没有错，至于一些细节问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此即陈先生关于‘预流’说的表述。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
“对于陈先生那个年代来说，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何为世界学术？在苏亦同学看来，在敦煌学兴起的年代，应该就是西方汉学。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此时的敦煌学已经不分东西方之学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显学。是值得我一生研究的学说。”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看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着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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