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暑假好几天了。
这天早饭后，院里走进来个十多岁男孩。
他手里举着一封信，看见妹妹就递给她说:“你家的信，我爸从邮局捎回来的”。
小孩说的挺详细，妹妹谢了他，他跑了。
妹妹刚看见寄信地址“内蒙”两个字，就兴奋地冲窗外嚷:“我大哥来信了”。
父亲正抬头往屋里瞅着，听到这句低头就往屋里来。
他一把接过信，在炕沿儿上坐端正了，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
掏出信笺，展开从头看起。
他的目光半天不往下移动，他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终于看完了。
立即开始写回信。
他把饭桌放到炕上。
盘腿坐着，提起笔，略做沉思后，刷刷点点写起来。
隔一会儿停笔想想，再继续写。
表情沉浸在一种说句出什么类型里:
郑重
平静
慈祥
他把对哥哥的牵肠挂肚都诉诸笔端。
写完了提起信纸两个角复查一遍，那样子有点像宣读圣旨。
然后他小心地折叠成长方形，提高声音问:“有信封吗”？
红梅从书籍堆里抽出一个信封，父亲照着来信地址看一眼写一个字。
极其谨慎地写完了邮寄地址。
下了地趿拉着鞋来到厨房，在锅台上开了几个竹盖子后。
发现一个装米汤的盆。
手指粘着米汤当做浆糊，在信封口来回抹。
把封口的“小舌头”压住不松手，小舌头被粘住了，他把信封拿阳光下晾。
他怕风吹丢了信丢似的，那么瞅着，觉得信口干了，拿起来检查一番。
果然干了。
他的信才告一段落，他把信摆在小电视机上，那封信就那么直挺挺地静候着。
他没吩咐谁出去寄信。很显然他要亲自邮寄出去。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午后的太阳开始偏西时，红梅和妹妹坐着聊天，这时院门口有人高声说着话进院来。
妹妹一下子坐起来说:“好像大姐回来了”。
她还没说完，杂踏的脚步声和热烈的说话声就进屋了。
果然大是姐回来了，微胖的她抱着孩子气喘吁吁。
她把孩子往炕上一放，圆润的脸庞往下淌着几道汗流，圆溜溜的眼睛笑成半月。
她连说带笑:“以为下午回来不那么热，可还是这么晒”。
大姐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她一出现家里热闹开了。
妹妹和红梅早已围在她身边，父亲在炕上坐的笔直。
他连声说:“快把孩子放炕上，红梅，去给你姐摘黄瓜”。
红梅和进门的姐夫撞正着，他斜挂个破皮革包像个大虾米。
红梅打了声招呼进菜园摘黄瓜。
她弯腰往黄瓜架下看过去，粗的细的，老的嫩的，黄瓜从架杆上吊下来，好不可爱。
她专挑嫩的摘了一抱，用衣襟兜着回屋了。
父亲眼睛都在大姐和外甥身上，嘴上吩咐着:“听着点，大道上有过来卖西瓜的买几个西瓜”。
大姐咯嘣咯嘣地嚼着黄瓜，品头论足。
她说:“我家的也不知啥品种，就在街里随便买一袋菜籽就种了一垄。
哎妈呀，那结的才厚呢，几天就一茬，几天就老了。
我和孩子吃不了多少，没办法都摘下来喂猪了，哈哈”。
大外甥正咿呀学语，换了环境刚开始还赖在大姐怀里眼生，怯怯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不一会儿就在炕上撒欢儿了，从炕头跑到炕梢，再跑回去。
这样来回跑，哪边张开双臂他就叫喊着跑开。
父亲眉开眼笑，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孙辈。
他献宝似的拿出哥哥的信，递给大姐说:“你哥的信”。
姐妹三人凑在一起读信。
这时红梅才见到哥哥的信。
哥哥在信中说:
“我在岳父家门市房的窗户上贴了‘服装裁剪’，这样就免税了。
这个小镇蒙汉杂居，蒙古袍我不会做，来做衣服的就少了一半。
几天收不到活是常事。
揭不开锅时就到岳父家蹭饭，为了活下去舍出脸皮吧。
我北上时女儿才百天，现在已经会走路了。
长得胖胖的，就是脾气大，
从小看到老吧，有时忍不住我就揍她几下。
哭起来没完，她妈就不管她了。
下次把相片一同寄回去，这次匆忙……”。
大姐瞥见父亲忽然落寞的眼神，慷慨地说:“我在家多住几天”。
她嘱咐姐夫说:“你一会儿就回去吧，鸡和猪你就和老太太（婆婆）多费点心。
我回来一趟不容易，住两三晚你再来接我们娘俩”。
姐夫临走前，她又一阵详细叮咛:
猪食量多少；
鸡有多少个；
每晚数一数；
少了找一找。
姐夫像个木偶似的告诉一句答应一句。
大姐嘱咐完了说:“你走吧，路上小心”。
姐夫像是领完了命令，又背起他那个破皮包骑上破自行车。
妹妹和红梅目送他远去的背影。
好半天妹妹才说:“大姐在家时吃了那么多苦，结婚了还是过紧吧日子，
看姐夫那样，这也没盼头了”。
红梅说:“我经常想起我上中专时大姐和我卖蛋。
她要攒够钱给我买新衣服。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市场，被工商乱收费，收了两块钱税。
当时大姐脸都白了。
在那群咋咋呼呼的狗腿子面前，我觉得咱们太渺小了。
那时我就想我要么有能耐，要么认识有能耐的人，咱们就不会受欺负了。
也能帮助大姐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我依然狗屁不是。
就是一个渺小的，被人鄙视的，穷教书匠。
在课堂上孩子们面前挺神气，下课堂走在大街上就是一粒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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