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早期作品跟李安一样，都是典型的好莱坞情节剧模式，并带有强烈的黑泽明的影子。但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开始，张然就摆脱了好莱坞和黑泽明的影响。《未来启示录》上映的时候，评论界认为张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出路，正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在《年月日》中，福茂几乎感受不到西方文化对张然的影响了，整部电影完全是中国化的。
《年月日》跟张然以前的电影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整部电影以长镜头为主，而且远景镜头和全景镜头特别多，节奏比较舒缓，这跟他以前的电影差别特别大。《未来启示录》有长镜头，但整体上还是以短镜头为主，而且电影节奏非常快。
福茂想起了黑泽明的《乱》，黑泽明早期作品也是以短镜头为主，在拍《乱》的时候，就大量使用了长镜头，也是以远景和全景为主，全片一百多分钟只有一个特写镜头。他觉得张然是不是在向黑泽明致敬，问道：“《年月日》跟《乱》有些像，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而且景别以远景和全景为主，是向黑泽明致敬吗？”
张然一怔，心想虽然都是长镜头，景别也以全景和远景和为主，但实际上差别很大，根本不一样好吧，摇头道：“跟黑泽明的《乱》没有关系，我们这部电影之所以大量使用全景和远景，是因为构图的缘故，我们这部电影的构图基本上都是中式构图。中国画构图讲究远，有个特别最重要的理论是三远，就是平远、高远、深远。我们这部电影的构图就是以深远为主，远就是远景，既然是远景，电影自然就大量了选用远景和全景镜头。”
福茂微微点头，他对中国画了解不多，但对中国风的电影还是比较了解的，就道：“我很喜欢侯孝贤、李安，还有的胡金铨的电影，他们的电影也采用了大量的中国画元素，但基本都是固定机位的镜头，而你的镜头全是运动镜头，这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其实上世纪30年代从郑君里、费穆开始，很多中国导演都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方式将电影与中国画进行对接，但这种对接始终不是很成功。因为中国画和电影的差别特别大，电影特别讲究光影，讲究透视；而中国画恰好就不讲究这些。中国画的理念和电影理念很难兼容在一起，尽管几代中国电影人都进行过尝试，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中国画和电影始终难以完美融合，只能提取一些中国画的元素放在电影里。
张然以前是学油画的，对中国画的理解非常肤浅，根本体会不到中国画的妙处。不过在北平奥运会期间，为了从传统艺术作品中寻找创意，张然看了大量的中国画，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还跟很多画家进行了交流。等到奥运会结束都时候，他对中国画就有了非常深的理解，并成了八大山人的铁杆粉丝，他也希望在中国画和电影的对接上作一些尝试。
张然缓缓地道：“应该是理念上的差别，他们是把电影的画面当成一幅画在处理，追求画面意境的营造，而画是不会动的，所以固定机位的镜头比较多。我的理念有点不同，在我看来镜头是观众的眼睛，而镜头里面的内容才是画。中国画有一个理论叫作游观。我们在卢浮宫看画，是站着或者坐着看。但你在故宫去看有些中国画，就不能站着或坐着看。因为有些中国画特别长，有横幅的，有立幅的。因为画特别长，你不可能一眼将所有的内容看完的，只能慢慢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冲下看到上，从上看到下。在看画都时候，你就必须走动，这就是游观。我的这部电影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画，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画中的故事、人物，我们人是动的，镜头自然就是动的！”
福茂不懂中国画，但张然这番话说得浅显易懂，他还是听明白了，也真正理解了张然的想法。他突然想起了《飞行家》中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很多人模仿的卷轴镜头，就道：“听起来是卷轴镜头的变种，《飞行家》的时候你创造出了卷轴镜头，而这部电影大部分镜头都是卷轴镜头，或者说是这种新版的卷轴镜头，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张然笑了起来：“可以这么说吧！”
戛纳电影节非常注重电影的艺术性，倾向于电影艺术本身，而且特别喜欢风格化的影片。《年月日》显然就是这样的电影，是一部风格非常独特的电影。福茂由衷地道：“《年月日》真的太适合戛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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