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恒说自己一生得力处有二，其一是‘杀人如麻’，这口吻声气其实与屠夫无异，他在战场上杀人就不必太过追究了，那样的杀法，自英雄、伟人而至于嗜血魔王，并无二致。但曾伯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为胜利者，肆意杀降屠城。显凤十一年，曾伯恒所部湘军吉字营攻下了教匪军的重要堡垒——安徽安庆，一时间，降兵降将过万数。曾伯恒苦思善后之计而不可得，他紧皱眉头，忧心忡忡地询问其麾下猛将朱洪章：‘悍贼这么多，你认为如何处分才可杜绝后患？’朱洪章则应声而答：‘惟有尽数铲除才能安枕无忧！’曾伯恒为难道：‘降匪扎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哗变，就算是杀，也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朱洪章立刻献计：‘我们只须缓开营门，诓称发放遣散川资，每次唤进十名逆匪，如此一来，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半天就可砍完。’曾伯恒听了朱洪章的毒招，心知可行，却不愿临场，他扮起了活菩萨，轻描淡写地说：‘大斩大戮，我于心不忍，这事就交给你办了。’曾伯恒在安庆斩杀教匪军俘虏太多，尸积如山，因处置不当，后来还引发了瘟疫，不少湘军士兵染病而亡。事后，曾伯恒写信给兄长，说自己杀人太多，自觉罪孽深重，懊悔不已。曾伯函则当即回信诃责：‘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此前，曾伯函还叮嘱过九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听到岛津洋子讲到这里，林逸青禁不住愕然。
他没想到的是，被时人视为“儒家完人”的曾伯函，会给自己的这位九弟这样的“指示”！
象是知道林逸青心里在想什么，岛津洋子微微一笑，继续讲述道：
“应该说，曾伯函起先对杀人如麻也有过深度的不安，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显凤十年六月初十，他写信给九弟，道是：‘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为捍卫名教而杀人，为忠君爱民而杀人，这使他具有足敷所用的道德勇气。曾氏兄弟视生命如草芥，曾伯恒在安庆杀降犹如剁瓜刈草，一次就屠戮了万余名已经缴械的教匪军将士，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他因此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对曾九的此等辣手，当时湘军的其他大将也不以为然，丝毫不表示赞赏。”
“经过两年多的围困，彤郅三年，曾伯恒所部终于攻克金陵。试想，一群饿虎冲进了羊圈，一帮穷汉闯入了宝山，岂肯空手而归？教匪的大小府库均遭到剽掠和洗劫，时人称‘江宁财货尽入军中。’曾伯恒身为主将，不仅不严明军纪，约束队伍，还顺水推舟，任由部下烧杀淫掠，七昼夜不停，使这座名城骤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美女、金银、珠宝尽皆落入湘军的欲壑之中。大戏压轴时，为了向朝廷作个交待，曾伯恒的部将肖孚泗脑袋瓜子里灵光一闪，请出了天地间最耐不住寂寞的祝融大帝，湘军四处纵火，将好端端的六朝金粉地焚为半城死尸半城瓦砾，同时也从根本上将湘军的种种罪恶消弭至无迹可寻。时人愤言：‘中土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对曾伯恒这样的屠伯来说，做大官发大财，从来都是他和手下们的最高理想。”
“曾伯恒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达三个月之久，可见大家捞到的好处何等惊人。当时，江、浙士绅讽之为‘东南财货大挪移’，讽刺那些金银珠宝并未更换主子，而仅仅只是换个藏身之处。当此时也，朝廷正要湘军为它卖死命，效全力，因而对这种公然的剽掠行为，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教匪之乱平定前，湖南是个典型的穷省；平乱之后，湖南则百废俱兴，一时人才激涌如潮，时人感叹，‘湘省一省之幸，即江南诸省之不幸也。’其言可谓意味深长。”
“曾伯函一向标榜‘做官以不爱钱为本’，但他在家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曾伯函独善其身，曾九则大发战争财，将金银珠宝奇货珍玩一船一船地运回老家，他兴之所至，命人将岳阳到衡阳数百年沿江码头上药铺里的高丽参采购一空。回到湘乡，曾伯恒强买良田万顷，还构筑了奢华壮丽的大宅第。‘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伯函看不下去，在显凤九年致诸弟的信中批评道：‘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元弟（曾伯恒）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性情大不相同，长兄主张‘谨慎’和‘韬光养晦’，九弟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曾伯恒竭尽所能地捞钱，捞足了，便挥金似土，对此不仅曾伯函不以为然，外界也多有非议，曾氏子弟也称：‘九公（曾伯恒）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当国者猜忌。这一点很难站住脚，因为遭帝后猜忌的首选对象理应是长兄，还轮不到他老九。何况曾伯恒对两位皇太后不肯践履先帝‘打下金陵者封王’的允诺而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显凤九年八月十二日，曾伯函在致曾伯恒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洋子试想，曾伯恒读这封信时，必当喷茶一笑：‘林文忠公啊林文忠公，你如何傻到了这份上？当了那么多年封疆大吏，还清贫得近乎寒酸，这官岂不是白当了？你驾鹤仙去，才留下这么点散碎银钱，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眼看就要猛喝西北风，你能说自己尽到了作父亲的责任？大哥也真是的，这样的傻瓜蛋，有什么好效仿的！’曾伯函肯向林文忠公看齐，并不是故意装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还有行为上的表现，但收效就没那么理想了。曾伯恒只认得钱多的好处，则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不会有。曾伯函与曾伯恒，一个是道学先生，一个是学道先生，都远远不及林文忠公清廉，这就说明，有些事是很难‘猪鼻子里插根葱——装象’那样装得十全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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