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着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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