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一开就是十天。
每天不变的主体，就是学术报告。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会议上，也没有什么分会场。
实际上，也没必要。
与会人员，就六十多个，也不算太多，发言者在主席台上讲，大家在下面听，还要设置分会场，那就没多少人了。
没有ppt时代的学术报告，谁要做报告都需要大量书写，又因为是古文字的研究，还需要准备文字拓片，也算是图文并茂，这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学者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提问讨论环节，分摊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就更长了。
也造成一天的时间，做报告的学者，并没有多少人，难怪整个研讨会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
与会三巨头，于省吾、张政烺、胡厚宣三位先生，他们的报告都放在第一天。
跟于张两位先生一样，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释文字，不过并非考释铜器铭文，而是做甲骨文单字考释。
因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太多，苏亦听的一知半解，暂缺不表。
实际上，甲骨文单字考释的学者，也不只有胡老，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说“弜”》。
裘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切入主题的。
「甲骨卜辞里常见“弜”字，前人不得其解。1940年张宗骞发表《卜辞弜弗通用考》（《燕京学报》28期），指出卜辞“弜”字多用否定词。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是他因“弜”、“弗”音近就断定二字通用，事实上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弗”与“不”相近，“弜”则与“勿”相近。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曾指出“弜弗通用”有问题，不过他认为“弜”在卜辞的否定词里应该“属于‘不“‘弗“一组”（128页），仍然与事实不符。」
这段话，就相当于摘要。
先指出前人的考释成果，再列出自己的考释结论。
此外，李家浩的文章《释“弁”》也是甲骨文考释。
李家浩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因此，治学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脉相承了。
不过后来，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复旦的时候，李家浩并没有跟随过去。
后世，裘先生出走北大，这事在学界也挺轰动的，有人说，裘先生几乎一个人就带走北大整个古文字专业。
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估计一网打尽了。
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又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也开始逐渐熟络，自然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他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整个方向的。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着《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了。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期刊。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普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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