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三期论，或许马克思社会发展五个阶段。
“此外，这书基本囊括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周口店、仰韶、城子崖到殷墟、钜鹿城、明故宫的重要考古发现均有涉猎。另外，对外国学者的活动卫氏也专门设一章冠以‘外人在中国考古的成绩及纠纷’给予介绍。书后附录有《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
“用卫聚贤先生的话来说，这书就是略古而详今之作。同学们要是对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史料感兴趣的话，借阅这本书是很合适的，非常合适用来当大学的考古学史教材。李济先生还给这书写序，此外，这书还将相关的出版品作个总介绍，冠以阮芸台、梁任公、王静安三篇考古的着述，编着成书，因此，翻看这本书，大家好奇的民国考古重要事件都有收录。”
“此外，这书后面还附民国十九年制定的《古物保存法》及《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对当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推广作用，也是对其读者的普法教育。未来，咱们国家指定新的文物法了，两者对比参照，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实际上，苏亦考研的时候，就没少有学校把民国十九年制定的《古物保存法》及《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作为答题来考察。
因此，要考研的话，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点。
不过苏亦把这一通说完，就有人笑，“小师兄，你的偏向性也太明显吧。”
啥偏向性？
当然是说他对卫聚贤所着的《中国考古小史》的偏向。
因为，对于这本书，他连内容都开始介绍了。
苏亦不否认，笑道，“前面的四本书可以不看，不过对民国时期的考古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此外，他的《中国考古学史》也可以看一看。说实话，这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得以流传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部考古学史专着。”
“小师兄，这两本书有啥不一样的吗？”有学生问。
苏亦说，“跟前者不同，后者发挥了梁启超关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中国自周代以来的考古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部学术着作，虽然与现代考古的观念不甚一致，但是由于受西方考古观念的影响，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显然比金石学大有突破，例如不但关注遗物，古人对古迹的调查研究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
苏亦的这段话，却让众人一愣。
“小师兄，那建国以后呢？有没有相关的考古学史相关的书籍啊？”有同学问。
苏亦点头，“有，但不多，五十年代的编着的《考古学基础》，该书的《考古学简史》部分为徐苹芳先生所写。他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代，因为特殊历史环境的因素，对史语所只字未提，只以前中央研究院的名义，轻轻带过。这种写史方法，可能受到卫聚贤的影响，也可能有避免政治麻烦的考虑。但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徐苹芳却表露出自己的倾向。”
“啥倾向？”
苏亦说，“就是中国考古学，一脉相承，近代考古学，初期仍是继承了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成绩，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整理和研究，扩大了金石学的范围，考古学的某些基本内容得以成立。1927年以后，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展开，突出了金石学的狭窄范围，考古学已经发展为独立的科学。”
“为什么是1927年以后啊？”有同学疑惑。
苏亦说，“因为民国时期大规模的发掘，就是1928年以后的殷墟发掘，恰好，就是1927年以后啊。”
众人笑。
“小师兄，还有呢？”
苏亦说，“也是跟史语所跟殷墟发掘有关，就是55年出版的胡厚宣《殷墟发掘》。胡厚宣作为史学大家和殷墟发掘的亲历者，写作的这本书很受欢迎和重视。再后面，就没有了，都是一些零碎的文章。”
原因大家都懂。
因为后面，就是六七十年代了。
不说民国时期，关于考古学或者考古学史的定义，建国以后，也是有争议的。
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以及跟夏鼐先生为代表的官方派。
不过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官方话语权却是掌握在夏鼐先生手里。
特别是借助主持修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全面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的看法。
有关考古学史最重要的条目包括《考古学》（夏鼐、王仲殊撰)、《中国考古学简史》(王世民撰)和《中国考古学年表。
对考古学史的看法，与50年代已经有很大不同，将金石学只是看作是考古学的前身，而将1928年史语所主持的殷墟发掘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为啥会如此？
有人说，这是因为夏鼐先生当年曾经参加过殷墟发掘。
这么说，就有点狭隘了。
但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跟夏鼐先生为主考古所派，在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义上，是有争议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