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毕竟是故宫文物运输专列，为什么绕过故宫博物院找古物陈列所？”
苏亦扶额，大众关注的重点，总是让他始料未及。
他还以为大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研究院或者是运输文物名录上，没有想到却关注历史博物馆跟古物陈列所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啊？
难不成历史博物馆跟故宫博物院这边不熟悉？
或者是跟古物陈列所两个外来者抱团取暖？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苏亦简单解释，“因为故宫博物院需要运送的文物太多，工作人员比较少，兼顾不过来。此外，历史博物馆跟古物陈列所这边打交道比较多，相互熟悉，因此，比较放心由古物陈列所这边代为运送。”
这话苏亦真不是瞎扯，历史博物馆跟古物陈列所打交道的次数，确实很多，甚至，早些年，两个博物馆因为文物归属、午门正门管理问题，可没少发生龃龉。
因此，要说两馆关系和睦，是不可能的，但在文物迁运问题上却积极协同，高度配合。
其实不仅博物馆之间相互协同配合，政府部门之间也互相协调。
当时，内政部电令沿线军政长官派警保护，铁道部对于文物专列特予格外优惠、原车过轨的方便等，体现了全社会对文物安全的高度重视。
博物馆、文物的作用和价值，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民族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时，其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与身份体认，就显得格外珍贵，而保护文物的行为恰能凸显出文物所具有的凝心聚力的核心力量。
因此，才有学者说这一次由故宫博物院率先组织的文物南迁，创造了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过，前面以及提及故宫文物南迁，这一次，重点还是历史博物馆文物南迁。
“第一批南迁文物原计划由裘善元直接带到南京并由中央研究院接收，后因其行程调整，这批文物便直接带到了上海。这批文物由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接收后，存放于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库，定期一年。期满后，由史语所接管续存。这是第一批，跟故宫文物一样都是运送到上海。”
“那么第二批呢？”有人问。
“第二批刚才已经说过，是由古物陈列所代为运送的。第二批南迁文物装大小木箱三十七只，分两次（第一批计三十二只，第二批计五只）委托古物陈列所，随附运输故宫第二批古物专车，于1933年3月15日启运，南移运送南京，交由中央研究院保存。这一批运输的文物之中，召仲簠、内言卣等后来都被运送到台湾，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三批文物，跟第二批一样，都是跟随专列运送到南京，再由中央研究院接收，该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启封陈列以供市民参观，以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这批古物内，有明朝李国桢、清朝多尔衮之将军铁甲等，宋代木桌、木椅、木门槁、金山模型、及仿制宋代木椅之模型等件。”
“那第四批呢？”
“第四批南迁文物是于1933年4月22日随附运输总理纪念品运到南京。这批南迁文物由历史博物馆馆员郭建勋负责押运，运到南京后同样交由中央研究院保存。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迁移文物数量最多，共35箱，计件。”
“1935年6月3日，历史博物馆第五批南迁文物启运，由历史博物馆委托史语所移运南京。需要说明的是，此批文物计划南迁26件，实际南移24件。北魏比丘僧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两座石碑因其碑体过重，并没有南迁。实际上，北魏比丘僧智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两座，已经运抵前门火车站了，却嗣因石质过重，不能装车，以致未能南行。”
“第六批，这一批，也直接送到南京，北平历史博物馆一部份古物1935年7月19日抵达南京，暂存于史语所仓库。闻以石器为多，有石狮、石碑诸物及该馆档案一批。其中，关于历史博物馆的档案部分也都运往台北，现存于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
“这样，历史博物馆分六批将件重要文物分别南迁到南京、上海。不过，除了上述六批南迁的文物外，历史博物馆仍有件藏品在北平端午门展厅展陈及库房内储藏。需要指出的是，日寇侵华期间，历史博物馆部分文物曾遭劫掠。这部分，不再赘述。”
“其实，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南迁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南京沦陷之前，这些文物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踏上了西迁之路，最后到达云南昆明和四川乐山安谷乡。”
“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于1947年3月运回南京。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文物单位所藏文物精品运往台湾。1948年12月20日至1949年1月27日，中央博物院分三批，将852箱件文物运往台湾。”
“因此，现在历史博物馆的馆藏，跟当年民国时期的馆藏已经大不相同了。未来同学们想要参观这些文物，或者做研究之用，就需要等待两岸关系破冰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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