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北大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
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
最后一点就有趣了。
高铭先生八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教材都比裘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
搁玄幻小说，这两位就有气运之争了。
高先生的教材有着开创之功。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
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铭先生。
在古陶文方面，高铭先生也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两本书，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专着。
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
然而，高铭先生的书对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
此外，高铭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北大做青铜器最好的学者。
就这样的学者，朱校长还觉得，高铭先生不够好。
可见老先生的要求有多高？
这个时候，说一些八卦。
还是84年港中大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
当时，北大被邀请的学者有仨，除了朱副校长跟高先生外，还有裘先生。
当年，按照会议的要求，去之前要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主办方就会把这些论文合编成论文集，然后会议举办的时候，每一个学者人手一份。
这些都是后世学术论坛常规操作，在八十年代初，对国内学者来说并不常见。
去了香港以后，高铭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文章提到了两枚战国印，还根据这两枚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
然而，这两枚战国印都是伪造的赝品，高铭先生就朱先生的房间提醒对方，免得有心人做文章。
结果，高铭先生好心办坏事了。
他一告诉朱先生这两个印可能有问题。
朱先生就很不麻烦说，“有什么问题啊？”
高铭先生说，“这两个印很可能是赝品。”
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是赝品呀？”
高铭先生说了三个原因。
那三个原因，后来高铭先生都在自己的文章提及了。
因为朱先生选的是山东齐国的印，齐国印就单是四个字，没有分割线，而这个所谓的齐国印中间打着分隔线，一个字一个格，这是楚印的风格，楚国的印喜欢在中间打十字格，把四个字分开。
正是因为打了十字格，伪造的人不懂，把下面的一个字的靠上部分给搁到上面一个字里了，比如把“高”字的一点一横，搁上面去了，上面的字就多了一部分，底下的字少了一部分，显然是假的。
这些都是高铭先生的自述？
这个小故事，可能是编撰的吗？
应该没有。
因为裘先生反驳高铭先生的文章也提及：
高先生所说的伪造的“两个战国印”，其实就是这两件铜量上的仿印文格式的铭文。我本来也怀疑这两件器上的铭文不可靠，在我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上的《战国文字中的“市”》一文中已经提出。朱先生写关于厩的那篇文章时，曾向我讲过文章的大概内容，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了这两件量器铭文的真伪问题，朱先生虽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但一点没有不高兴。后来朱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我的意见，作了反驳，但完全是讲道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高先生跟朱先生的关系本来不错，又比我年长，我不相信朱先生对好意在会前向他提意见的高先生会“很反感”，并因而阻挠高先生提教授。
……
老一辈人的恩怨，就是这样来的。一开始的学术之争，演变成了私人恩怨。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
从高铭先生的自述以及裘先生的文章都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高铭先生说的故事是存在的。
裘先生主要反驳的是，朱校长品德没有问题，不会因为这些私事记恨高铭先生阻挠他评选教授。
朱校长品德，苏亦这样一个晚辈就不去质疑了。
他是因为这事就记恨上高铭先生，还是真觉得高铭先生学位水平不够高，才不给对方评上教授。这些，除了本人，其他人都不知道。
苏亦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确实卡了高铭先生两次。
第一次升教授的时候，高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讲课，没在学校。考古系聘请了朱校长跟张正烺先生来做评论员。
这一次，朱校长不同意，张正烺先生还跟朱校长起争执了，但最终结果还是高先生落选，原因很简单，朱校长有决定权。
此刻的张正烺先生已经不在北大了。
这一次评不上，过两年以后，高先生再申请提教授，这一次是由胡厚宣跟张正烺两位前辈帮忙写材料，经考古系上报学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