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先生笑，“确实如此，也就从这年才不蹭室友的脸盆，一直持续到毕业。甚至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生拿62元，我就能拿到78元了。因为我的工龄是从49年开始算的，所以这点对于我来说是很挺有利的。”
说到最后，高先生感慨。
“我这一生啊，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尝尽了世间幸苦，也遇到了不少好人，比如早年的刘先生，他教我读书，教我如何背书，从那起我心中才种这颗种子，让我在看书的时候，习惯性去背诵，这个习惯，对我以后的学习大有裨益，如果没有刘先生，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至此，高铭先生的如何考上北大的故事，也清楚了。
“我很少跟外人提及我这些经历，年少时太苦，不懂得跟别人说，青少年时太孤僻，没人愿意听，青年时期，亦是如此，也就中年释怀了。当然，要不是苏亦你小子，我这些经历也不愿意讲，因为，对小许小马你们没有帮助，讲给苏亦听一听，兴许让他明白，少年可贵。”
许婉韵说，“我们这也是沾光了。高老师的故事对我们同样也有激励作用的，我这段时间翻看文献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今天听到高老师的故事，反而觉得自己还是太懒了。”
马世昌说，“人都有惰性，我也是如此，这段时间考上北大以后，感觉懈怠很多，高老师的故事，也让我感慨良多，以前觉得自己求学之路充满艰辛，现在反而觉得是一种幸运。”
高铭先生摇头，“我是苦过来的，所以整个少年时代都有些压抑，这样不好，苦大仇深，习惯性顶着一张苦瓜脸，反而不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尤其是苏亦，各位老师都感觉你跟一个小老头似的，除了图书馆就是教室宿舍，啥活动都没有，这不行，我之前跟你们俞老师聊到你，觉得你小子太过紧绷，担心你把自己压垮了，结果，发现你突然参与社团活动，大家反而充满惊喜。”
俞先生笑，“也确实给我们不少的惊喜。”
高铭也说，“你的很多诗歌，我们都喜欢，甚至，我家小子也喜欢。”
“啊？”苏亦意外。
俞先生解释，“高老师的大儿子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而且还是作曲系的，以后就是一个音乐家了。”
高铭先生笑，“别夸他了，一天到晚就没个正形，周末刚回来，原本想让他跟苏亦你们见一见的，结果，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许婉韵笑，“苏亦你要火遍北京了，歌都传到中国音乐学院了。”
苏亦哭笑不得，“婉韵姐，你别打趣我了，那些就是唱着玩的，当不得真，上不了台面，咱们还是继续听高老师的故事吧，别说我了。”
俞先生笑，“老高，你继续吧，不然，苏亦都害羞了。”
高铭先生说，“接下来也没啥好讲的了。”
许婉韵说，“可以说说，高老师你为什么会专攻古文字学，这个方面应该挺有趣的。”
高铭先生说，“那就要先从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先生开始了。除了苏亦外，小许跟小马你俩都读过本科，应该知道，咱们考古专业的课程比历史专业要多，当时，我们历史课是跟历史专业的学生一起上的，中国史部分，夏商周是张政烺先生，秦汉是余逊先生，唐代是周一良先生，宋代则是邓广铭先生，明清则是许大龄，近代史则是邵循正先生，都是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稍微年轻一点许大龄先生，所以，聆听诸位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
听到这段话。
众人叹息。
苏亦说，“现在只有许大龄先生还在讲台上了，前段时间，许先生还生病了。”
提到许大龄先生，众人叹息。
高铭先生有些意外，“许先生怎么了？”
许婉韵说，“许伯伯这是老毛病了，身子骨没有什么大问题。”
俞先生叹息，“许先生也不容易。”
大家的话题，并没有继续展开。
因为高铭先生提到的诸位先生，他们每一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
比如后来张政烺先生也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北大讲台，被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
“世界史方面，则是胡钟达跟齐思和两位先生，还有杨人鞭先生，他们在当时都是大学者。相比较之下，咱们北大考古专业，就弱了很多，因为是刚成立的，只有一个空壳。我们那一届是第一次招生。”
“不应该是俞老师他们吗？”许婉韵问。
俞先生说，“我们不算，我们是被转入考古专业的，我当时读的博物馆专修科，后来没有了，才并入考古专业，高老师他们这届，才是咱们北大考古专业对外第一次招生。”
众人恍然。
高铭先生说，“当时，考古专业的正式教员只有俩，宿白先生跟阎文儒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向达先生的学生，都是搞隋唐和佛教石窟的。从这点来说，咱们北大考古专业的根基就是隋唐和佛教考古，你们选择跟宿先生读研究生，也没错。”
这时，俞先生不说话了。
不然，苏秉琦先生往哪里放？
然而，高铭先生说的也没错，苏秉琦先生是后来调入北大的。
“此外，当时，吕遵锷跟李仰松两位老师应该已经留校当助教了。不过他们跟你们俞老师一样都是从博物馆专修科毕业的，考古也是半路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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