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世昌的感慨，许婉韵也不好继续跟苏亦开玩笑，就转移话题，“你这段时间经常跑燕东园，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怎么样了？”
苏亦苦笑，“还在啃书，而且书太多了，感觉都啃不动了。”
许婉韵好奇问，“都有哪些啊？”
苏亦只好说，“好多。”
说着，就跟许婉韵分享书单。
他这段时间确实是啃书。
通史部分，魏晋南北朝部分要翻。
这一翻，就看很久。
郭沫若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之所以看这本，主要是范本通史还没出版。除此之外，就是北大学生还在用的通史教材，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
除此之外，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相关着作。
七十年代，读陈寅恪先生的着作，尤为困难，因为大量的书稿都是到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
甚至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陈寅恪文集》，其实，陈先生生前也出版了诸多着作，比如《元白诗笺证稿》，早在1950年冬，执教于岭南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出版，1950年初刊后又经陈先生口授修订而两度重版。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第一次修订本，58年又有第二版修订本。
《元白诗笺证稿》如果读得懂的话，也挺有趣的。
比如里面就说到“元白”诗歌成就的区别，元指的就是元稹，而白则是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交情最好，又有一致的诗歌主张，世人将他们并称“元白”。论到新乐府的创作，元稹的成就不及白居易。那么为什么元稹的成就不如白居易呢？
陈先生的说法就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不跑题，一诗一主旨，而元稹思则是废话太多，经常跑题，一首诗里面经常会有二三四个不同的主旨，不如白居易的诗具有感染力。
而苏亦书单上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63的时候，中华书局，也有过出版。
除此之外，还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在1943年5月由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当时的书名是《唐代政治史略稿》。这书早于1941年间在香港完成。
说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其中还有些轶事。
“当年，胡适先生还吐槽过陈先生标点尤懒，不足为法。”
“真的假的？”许婉韵好奇。
苏亦点头，“真的，在胡适先生跟陈先生相关通信以及日记里面有记录，可不是我胡乱编撰的。”
这确实不是苏亦胡编乱造的，而是确有其事。
《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第657页，就有相关文字：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赖[懒]，不足为法。
不过看着许婉韵狐疑的目光，苏亦继续说，“其实，陈先生1941年写定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并不存在胡适批评的“标点尤懒”问题。可惜阴差阳错，这本书稿寄出后，陈寅恪以为丢失了，遂请人用初稿“拼凑成书”，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陈寅恪的视力每况愈下，终至完全失明。”
说着，苏亦就跟许婉韵分享自己理解的经过。
“陈先生给他的弟子蒋天枢通信的时候，就曾经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
然而，几十年后蒋天枢主编《陈寅恪文集》，“以《元白诗笺证稿》为楷模，不许越雷池一步”，甚至原稿有“书名专名之符号”的，也“一概取消”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陈寅恪文集》时，充分尊重了陈寅恪的意愿，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补救。
其实后来，《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清稿还是被保存下来了。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后，当时保管这份手稿的企业家王兼士先生将此手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这些轶事，前半部分可以说，后半部分却没法乱说了，因为他还没发生。
这个时候，蒋天枢编校的《陈寅恪文集》，最早一册是《元白诗笺证稿》，1978年4月出版，不过这时并没有文集的名义，仅是再版。
在《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两编中有大量文史互证的论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有不少的部分涉及文史互证。
甚至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韩愈名篇《送董邵南序》，从而考究出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在京师政坛的不如意，进而到河北去寻求出身，从侧面反映出，地方与中央两者政治生态的对立，以及当时士人的抉择。
看这些书挺有意思。
但这些书合适慢慢看。
短时间内大量翻阅，就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苏亦对陈寅恪先生的着作，前世看的不多，但他读研的时候，讲述文献学的教授在讲述版本校勘部分的时候尤为喜欢讲陈寅恪先生的作品，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读研的时候文博专业放在历史学院下面，讲述文献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讲述而非考古学。
倒是，让他对这些名人着作，有些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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