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经济颇为困窘，董作宾建议傅斯年每月百廿元之报酬，郭宝钧就可以辞职，专职做田野发掘，奈何，傅斯年不愿意。直到1930年发掘受阻，傅斯年到开封协调的时候，才决定多聘用河南本地的学者。于是，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他和梁思永同时加入史语所考古组。
那么当年，史语所的发掘受到什么样的阻挠呢？
苏亦查询相关资料才得知。
原来1929年春第二次发掘殷墟时，李济等人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遂将部分文物带回北京整理研究，而触怒河南政府，何日章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期间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这些经过，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一文中，都有详细说明。
对于当年的发掘史料的研究，很容易就得知当时的情况。
这些书籍北大都有收藏。
你不翻看这些东西，很难知道这些具体经历。
苏亦没有落下，一一整理，未来这些史料都可以专门编撰写一本《中国考古学史》。
不过，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总共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
这一次的发掘，情况惨不忍睹。
因为董作宾只关注甲骨文，就是专门找带字的龟甲，其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注，别说地层土质什么的，甚至连不带字的龟甲他都懒得关注。后来，看到他的报告，史语所的众人就炸锅了。
就连吴金鼎在回忆此次发掘时，都忍不住吐槽，“照相用科达的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
这是在吐槽，董作宾对于近代测绘、拍摄仪器等设备的不熟练。
因为董作宾根本就是按照罗振玉老一派的发掘做法，完全就是挖宝，而非发掘。
被吐槽多了。
看到这部分资料，苏亦都忍不住乐了。
董作宾在后面的报告之中，也多出了一些甲骨文以外的东西。
然而，这还是不行。
所以，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
等李济以后，就由梁思永先生接棒，正式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苏亦在梁思永先生的传记都了解到这些经历，只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要靠原始史料来验证，这样才更加精准。
七七事变以后，史语所在小屯的工作就被迫停止，而且当初殷墟出土大量的文物，给运输跟保管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考古人员起初是一块块取出字骨的，但一天的时间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这种方法不行。于是，他们决定将它整块地挖出来。
因为要跟日本人抢时间。
于是，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然后整体运走。
但是，条件有限，发掘出来的东西，想要运走并不容易，因为东西太多了。足足有三吨多的大土块。
后来，发掘队集思广益，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
弄成那么大的集装箱，如何运到火车站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出土地点距车站还有十多里路，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考古队员和当地的发掘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他们利用本地的工具和大量人力，最终解决了搬运难题。7月4日，那只沉重的大木箱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7月12日安全运抵南京史语所的所址。
然后才有史语所工作人员清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被迫西迁，先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在颠沛流离中，珍品遭受不小的损失。不过这些损失都被文件记录下来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李庄安顿下来以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出土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才是殷墟发掘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东西，几乎需要李济先生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整理。
主要学术成果都汇聚在他的专着《安阳》之中，1977年，李济在美国印行了以“安阳”为名的英文本的考古叙事着作，全面回顾了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发掘的总体情况。
这书，是后世苏亦了解这段发掘成果最为重要的着作之一。
其实，再次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不是董作宾，不是郭宝钧，不是李济。
而是梁思永，是高去寻。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
当时他因患急性肋膜炎而不得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
梁思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仁悲伤不已。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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