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先生有一篇文章《我与夏商周考古》，几乎记录了他整个求学以及学术研究生涯。
除此之外，还有李维明也写过一本邹先生的传记，对于研究考古学史的学生来说，这些名人传记，都是很不错的读物。
老一辈的考古人，留下传记的并不多。
但，也不算太少。
比如夏鼐先生，留下的传记就不少，前有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后有王世民写的《夏鼐传稿》，王仲殊建国后考古所培养的四位年轻骨干之一，早年间参与辉县发掘的时候，就是夏鼐先生亲自当导师亲自指导的，跟夏鼐先生有师承关系。
他还担任过考古所所长，是夏鼐先生的续任者。
而，王世民先生当过夏鼐先生的秘书，又当过考古所编辑室的主编。编辑了《夏鼐文集》和《夏鼐日记》等，是夏鼐传记的不二人选。
所以他写的《夏鼐传稿》不管真实性还是学术性上，都无可指摘，具有较高的阅读性。
相比较《夏鼐日记》断断续续记录着夏鼐先生的日常，这本书可读性就高很多。一本书读下来，会对夏鼐先生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敬佩不已。
此外，苏秉琦先生也有相关的传记——《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这本书是苏秉琦先生的儿子苏恺之撰写的。
苏恺之并没有如夏正楷一样，从事考古行业，他是研究物理的，后面又到地震局，所以这本书在苏秉琦先生学术方面论述有点弱，但，也只是相对考古人写的关于宿先生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这本书中基本上都论述了苏秉琦先生的大部分学术成果。
但正是因为后人写的书，在日常生活部分写的特别详实。
跟苏秉琦先生传记类似，属于儿女为父亲所写的传记，还有梁思永先生女儿梁柏有女士编着的《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
仅听名字，就知道这书写的就是梁思永先生。
这两本是仅有的关于苏秉琦与梁思永先生的传记类书籍。
想要了解两位先生，这两本书必看。
若不想，也没啥好说的了。
此外，还有岱峻先生的《李济传》，详细记录着李济先生的一生。
不过这书，一开始苏亦是不看的。
原因很简单。
他不认识岱峻。
这位先生也不是考古出身的，他是搞新闻跟编辑出身的。对方不研究考古，也不是李济先生亲人，一个搞新闻出身的人，写的传记，苏亦本能的想法就是八卦传记。
再加上，他当年已经读过李光谟先生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他也就没买这书。
后来机缘巧合，在网上翻看到电子书以后，忍不住买了全新修订版。
一看，根本就停不下来。
岱峻是搞新闻出身的，也真是因为他是搞新闻出身的，文字功底相当好，字里行间，充满情感，代入感极强。
而且这书是真的厚。
跟李维明先生写的邹先生传记薄薄的一本不一样，这书是真的厚，六百多页，详细的纪录了李济先生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专业文献，还走访过不少李济工作生活过地方。可以说是重走一遍李济路。
也采访过不少的当事人，其中就包括李济儿子李光谟先生。
岱峻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新闻人的优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种全方位描述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绝非一个考古人所能比拟的。
所以，这书苏亦一看就停不下来。
有点上头。
连续花了一周的时间，才啃完。
也进而读了李济先生的诸多着作。
比如《安阳》以及《中国民族的形成》。
唯一遗憾的是，李济先生晚年终究没回大陆。
然而，说到考古学史，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四位先生，根本就绕不开，他们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开派祖师一般，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李济先生，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第一人。
之所以，有这些称号。
那是因为，李济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开拓者和考古人不收藏的主要倡导者。
至于梁思永先生，肯定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他即是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又是中国考古田野发掘工作和管理模式的开拓者。
当年在发掘城子涯遗址的时候就首创了考古工作站的模式。
至于夏鼐先生，能说的非常多。
可以说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严谨学风的缔造者。
为啥这么说？
从他写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很好遏制了国内考古界一遇到遗址就用文化来命名的歪风。
此外，夏鼐先生在日常工作之中严谨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当年考古所各类报告着作老先生都要亲自审稿，无错才发表。
诸如此类的此类的事情，多不胜举。
至于苏秉琦，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者，和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主要创建者。
后世的考古学者做的各个类型分期器物排队，基本上都是从苏秉琦先生开始的，相比较之下夏鼐先生就没苏秉琦先生做的那么细。
至于考古学方法论以及理论体系方面，可以说就多了。
比如苏秉琦着名的区系类型理论。
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离不开四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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