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季羡林一样，金克木也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始人之一。
只不过，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大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或者大多数人听过金克木的名字，就是从未名四老开始。
未名四老，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
还曾经被卞毓方在文章中称为朗润园四老。其实，也可以称为燕园四老。
不过住朗润园的老教授多了去，宿白、苏秉琦先生都住过朗润园，甚至，后来周一良先生也搬入了朗润园。
而这四位之所以组成“未名四老”完全就是跟他们的特殊爱好有关，就是散步。
那时候，这四位老爷子都很喜欢在未名湖畔散步，只要经常在未名湖边溜达，撞见他们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前世，苏亦去北大的时候，这几位先生都已经全部离世。
甚至在苏亦接触的这些老先生之中，宿白先生在他去北大的时候还在世，就算如此，18年的时候也走了。
除了张中行先生，苏亦对未名四老的三位都不陌生。
不过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邓广铭先生。季羡林先生也只有在开学典礼远远见过一面。
啥时候，能私底下见到对方未可知。
苏亦这一次过来东语系蹭课，主要是奔着金克木先生过来的。
说起金克木，这位老爷子的一生颇为传奇，尤其是他的求学经历，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之前苏亦感慨于贾兰平高中毕业获得院士头衔，其实这位老爷子更狠，初中没毕业就被聘为北大的教授，这样的人才从北大创立以后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唯一跟金克木经历相似的就只有沈从文先生，不过五十年代的时候，沈从文先生已经离开北大被调任历博。
巧合的是，他俩都当过北大的旁听生。
民国时期的北大旁听生，日后成为大师的不在少数。那个年代能去北大当旁听生本来就不是普通人，嗯，这个制度好像在08年还是什么时候被取消了。现在去北大蹭课，没有熟人带过去，就困难的要命了。
苏亦曾经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个时候，北大除了旁听生之外，还有偷听生。
因为旁听生是需要向学校方面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偷听生却不办理手续，直接就混入教室听课。
甚至有传闻国学大师陈汉章讲过一个轶事：有一年，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听课。到了考试时，台下只剩下1人参加考试。原来，那些听课的学生，都是“偷听生”。
这就好玩了。
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很多制度都颇为开明。放在前世的北大几乎不可想象。放在78年的北大，好像也挺正常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北大管理并没有那么严格，对于旁听，几乎是没有一个老师禁止的。可以说全校各个院系的课程都是开放的，只要你不扰乱课堂秩序，你想去哪里蹭课就去哪里蹭课。
这种制度放在国外也是少有。
因为国外的大学，学生能不能蹭课，是教授说了算，有的教授嫌弃蹭课的学生扰乱秩序，严禁学生蹭课。
实际上，前世，在国内这样的老师也不在少数。
好在苏亦当年在北大蹭课并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在北大有熟人，当年一起跟奋战北大的研友，不少人都考上北大了，甚至好多研友摇身一变就成北大学姐。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老弟跟在学姐后面蹭课，一点问题是没有的。
不管前世还是后世，苏亦对于蹭课都不鲁莽行事，他去东语系蹭课之前，是先弄到本科生的课表，然后提前去教室等候，而不是临到上课时间或者已经上课了才踩着时间过去。
反正，作为研究生他的时间比本科生自由，去教室蹲守比本科生还早。
跟历史系不一样，东语系的教学楼放在外文楼。而，外文楼的历史甚至比五十年代新建的文史楼还要久远。
外文楼靠近北大西门，位于华表之北，原名“M楼”，后改名“穆楼”，由银行家穆拜亚捐款10万美元所建。建成于1925年，建筑属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清代宫殿式建筑为蓝本设计。在燕大的时候，就作为教室使用。
建筑坐北朝南，位于原燕大东西中轴线北侧，与办公楼、化学北楼形成一个“品”字形的院落。建筑形制采用了中国古建筑式样，庑殿顶，素色墙体，深红色柱子与格栅窗以及条石基座。
甚至，到了后来，外文楼和办公楼北侧的民主楼，以及1991年增建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构成了一个品字形建筑群。
相比较贝公楼、化学北楼，这个品字型，绝对是大大的品字。
前世的时候，外文楼被用作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实际上，外文楼之所以改名，还跟钱穆先生有关。
有次，钱穆实先生等人到燕大，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先生就直接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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