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他刚说完，台下就传来一阵热烈的议论声。
“妈呀，怎么那么多人啊。”
“对啊，那么多人，刚才大家怎么都没能猜出来一个呢。”
“真没有想到连胡适先生也在其中。”
“对啊，太让人意外了，不过除了刘半农以及向达两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认识。”
“这两位是咱们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诸位先生并非出自于咱们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别扯，郑振铎部长，你们会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还有郑部长了。”
“其他的几位先生，我确实不知道。”
“我说你们就不疑惑，小师兄怎么就知道那么多吗？”
“废话，这有什么好疑惑的，你们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读研了？还需要跟我们坐在这里。”
“读研怎么了，小师兄不也跟我们在一起上课吗？”
歪楼了。
但不管如何，众人对于苏亦的崇拜已经更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不仅台下的学生惊讶，就连台上的王永兴也惊讶不已。
他还真没有想到苏亦会对这段历史也了解得如此清楚。
要是没有对这段历史做深入的研究，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这些学者如数家珍。
所以他望向苏亦，笑道，“研究过敦煌学？”
苏亦也不隐瞒，“具体的经卷写本没有研究，但我对敦煌学术史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导师宿白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我师兄马世昌又在敦煌工作多年，难免会好奇。”
王永兴恍然，然后望向苏亦突然说道，“要不苏亦同学，接下来这节课，你来跟同学们说说一下，这些前辈在国外搜集敦煌文献的经历如何？”
苏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王永兴先生如此特立独行，竟然当众就让他上台讲课，一时之间，苏亦有些犹豫。
“王先生，合适吗？”
王永兴反问，“有什么不合适？”
说着，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想不想听，你们小师兄给你们上这节课？”
“想！”
台下学生轰然响应。
王永兴望向苏亦，笑，“现在听到同学们的心声了吧？”
都这样了，苏亦还能怎么样。
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台了。
然后，王永兴就真的把讲台的位置让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宿白的课堂。
突然被Q到台上，苏亦也有些猝不及防，但王永兴都知道他叫“小师兄”，肯定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
苏亦接过王永兴递过来的粉笔，想了想，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1949年前敦煌文献的收集、着录和整理历史》。
想了想，又写了一个名字——董康。
因为罗振玉、跟王国维关于敦煌经卷的搜集故事，王永兴已经讲述完毕，苏亦也不需要去赘述。
“感谢王老师让我上台跟大家分享这段关于敦煌文献搜集、着录和整理的历史。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先给大家讲授一下董康吧。”
苏亦确实要感谢王永兴，这位先生的魄力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大。
他原本是过来蹭课的，哪里会想到摇身一变就成为助教。
但这种机会，苏亦并不抗拒。
这个年代，北大历史系有多少个青年教师想要上讲台而不可得。不止，青年教书，就连周一良、田庆年这样老教授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想要上讲台也不可得。
然而，对于苏亦来说，讲台就在脚下，他有何种理由不好好珍惜。
从这点来说，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王永兴对他的欣赏，或者说，王永兴比其他的几位先生更加具有主见。
当然，也跟王永兴的身份有关，他毕竟是北大的教授，跟漆侠先生这些被外聘过来的兼职导师不同，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刚才王老师说两江总督端方让董康通知罗振玉等人，关于伯希和拥有敦煌经卷的情况，那么董康是什么人呢？”
“说起来，这个人的经历还挺传奇的，他是江苏武进人，中华民国时期着名政客。也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成立后，董康回国，自1914年起，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任职，职位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抗战爆发后，董康接受日本侵略者之邀，出任伪华北政权的要职，沦为汉奸，1940年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董康被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病死。但，就是这么个人，对敦煌经卷的搜集却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咱们评论一个人的功与过的时候，并不能从对方政治上的过失而去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
苏亦话题再次拐到罗振玉的身上，然后才分享董康搜集抄写敦煌经卷写本的经过。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
“我前面就说过，董康这人因为汉奸罪被捕，而，在咱们中国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在早年期间都有留日的经历，他们跟日本方面有着深厚的关系。1926年后，董康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着《书舶庸谈》，着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写卷，其中包括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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