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师爷看到这一幕，笑呵呵地对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苏亦当时还不知道啥意思，结果，刚离开师爷的住宿就被他导师训成狗。
直到他后来无意间看到北大才女张曼菱写的《北大回忆》里面描述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书房里面关于灰尘都不愿意让别人打扫的场景，苏亦才恍然大悟。
用季老的话来说，就是灰尘在那里，你不动，它就不动。不要去扰动它们，书房自然就是干净的。
苏亦还没机会去季羡林先生的书房，但，邓广铭先生的书房他却有机会来了。
等苏亦找到落脚的地方的时候，他同样也有落座的地方了。
因为邓先生见到他们来以后，就开始整理书籍，让他们落座。
邓主任的第一句话，就是，“苏亦，久仰大名，终于见面了。”
瞧，大佬还是很亲民嘛，这话说的就是接地气。
因为不是学宋史的，所以苏亦对邓广铭先生并没有他的那些徒子徒孙见到对方的诚恐诚惶，更多是对大师的好奇。
也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
比如此刻的范长流，就显得尤为拘谨，这一幕，有点像苏亦面对宿白先生的时候。
对于邓先生的调侃，苏亦也只能傻笑，这话好像怎么回答都不对。
见到苏亦的模样有点傻，邓主任才说，“别拘谨，坐，今天主要就是想见见你，没有别的事情。”
这话就跟今天的见面会定调了。
也就是闲聊。
但大佬的事情那么忙，还有时间抽空过来跟一个普通学生闲聊，就说明大佬对你很重视。
既然是闲聊，苏亦就没啥好怕了。
比如邓主任问，“怎么样，在北大待的还习惯吗？”
苏亦回，“嗯，还习惯，北京很凉快，比在广州舒服多了，清凉的天气很合适读书。”
邓主任笑，“北京入秋，凉爽，再过一两个月就开始入冬变冷了，到时候寒冷刺骨，你在岭南长大，大概会不习惯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提议你先跟我学习几年，先做一下咱们史学的书斋式研究，未来如果还喜欢考古的话，也是可以继续深入的，比如我的学生李裕民，他现在也在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了，可惜你志不在此，我亦不能勉强。”
说到这里，邓主任还有些淡淡的遗憾。
然而，这话听到范长流的耳中却咯噔一下，果然，传闻都是真的。
难怪邓主任如此看中苏亦，非要他当新生代表发言。
当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范长流还有些失落，毕竟自己才是邓主任的研究生，就算避嫌也不至于如此。
然而，到现在他知道自己想错了。
邓主任不是避嫌，而是真的欣赏苏亦。
面对大佬的欣赏，苏亦也不能不识抬举啊。
但是他也只能实话实说，“我只会考古，对史学研究却不甚了解，主要是坐不住，小时候，我奶奶帮启蒙，读《说文解字》、《尔雅》，就喜欢上了小学（文字学），后来又接触到了甲骨文，然后慢慢就喜欢上的王国维先生的着作，喜欢上了考古。”
邓广铭恍然，却更是遗憾，“你要是从小喜欢上陈寅恪先生，那么咱们的缘分就更加深厚了。”
从史学研究脉络来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还有邓广铭先生，这几位都是一脉相承。
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
胡适就不说了。
说说跟傅斯年的关系。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
邓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并非如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当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与陈寅恪同住一楼，朝夕相从。
邓广铭《自传》说：“这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苏亦要是一开始就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那必然对宋史感兴趣。
见苏亦有些懵懂。
邓广铭先生简单做了介绍，顺便回忆他的学生时代。
一般来说，跟老人聊天的时候，似乎都是如此，做好一个倾听者就可以。
陈寅恪还曾评价邓广铭，“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邓先生也确实不负所托，在宋史领域成就卓着，影响深远。
要是史学爱好者，肯定听过邓广铭先生的名头，知道他是宋史大家，然而，非宋史爱好者或者研究者，很少知道邓广铭先生具体是研究什么的。
“我这一辈子啊，深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以史学研究为毕生所追求，尤其是宋史。”
“我的研究跟考古确实有所不同，曾经有人问我，哪些成果最能代表自己的学术，在我看来应该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宋史职官志考正》，但我更加看中四部人物传记：《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谱》，《陈亮传：陈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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