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玩意就是法文而非英文。
要知道后世都是用“tunhuangology”来代替敦煌学。
只要是跟敦煌学有关的着作，外文名字有pelliot，基本上指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他昨天跟许婉韵说了敦煌经书被盗卖一事，说了王圆箓王道长也说了斯坦恩，但盗卖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外国人，除了斯坦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最为着名的人物，那就是伯希和。
所以才说伯希和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曾经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
伯希和的故事也很传奇。
只是昨天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今天由老马同学来讲了。
“1906年，伯希和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为时大约两年的中亚考古调查，他的足迹远达西疆ks和库车托木舒克地区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
“在敦煌考察期间，不但为莫高窟数百座石窟编排窟号，并拍摄许多石窟内部塑像和壁画的照片，是第一位对敦煌石窟做全面记录的学者。”
“在敦煌，伯希和通过与王道士多次会谈，最终以500两银子成交，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虽不如斯坦因多，但却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研究价值远高于斯坦因所购之物。这批文物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
说着，马世昌指着手中的书说，“这本敦煌石窟就是他在这期间拍摄编撰成册的作品。”
其实，伯希和的故事，苏亦也不陌生。
但马世昌难得有谈兴，他也不好打断对方。
毕竟，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故事，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与英国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来到敦煌虽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获，却要丰富得多。
当然，他也比斯坦恩更豪爽一些，斯坦恩只给了五个马蹄银，差不多相当于200两白银，他买的比斯坦恩少，还多给了300两，所以，王道长也难得豪爽，藏经洞的经书也随他挑。
当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经洞。
王道长把经卷偷偷卖给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bj。
不过这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bj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冯先生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着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bj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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