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大多都是山区，地形崎岖不平，群山之间能够适宜人生存的土地很少，一般都是河谷，或者是小盆地。
群山既给部族提供了水源，也提供了屏障，跨越群山来攻击通常是很困难的，但是也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因为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形，使得当地的人口分布星罗棋布，交通不便隔绝人的往来，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体系，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部落，而这些部落他们还保留着比较古老的文化，并没有步入封建制，基本都是处于奴隶制中，甚至还有原始部落。
但是他们所在的土地已经被中原王朝控制，中原王朝需要这些土地作为屏障，或是利用这些土地的资源，于是为了管理这些部落，便将其统领封为土司，这就是土司的由来。
唐、宋时在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过羁縻府、州、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的刺吏、知州。
元朝时期，“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被完善了一些，也正式确立了土司制度。
在地方，以宣慰使、宣抚史、安抚史、招讨史、千户、百户等官职封赠各族首领，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遂形成一定制度。
土司制度比较复杂，概括一下土司，便是“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
明朝时期，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期，明朝以“内外分野”的土司制度来管理地方各族。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云南布政司行政建置曰:“直隶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
内外分野制度比较复杂，大概的意思便是在设置直辖地区，以为中心之本，外围分封诸夷，有一点类似当初周天子的分封。
这些外围设立的府、州部落，在其他部落叛乱之时，或者是发生外地入侵之时，需要出兵由中央将校带领出战平定战乱。
在原本的时空之中，诸葛亮当初平定南中之后，实行的制度其实就比较像是土司制。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将南中四郡益州、永昌、牂柯、越巂设为六郡，皆以当地人或将领统领。
有人曾劝谏诸葛亮留兵镇守，但诸葛认为这有不妥，提出了三不易。
其中第三不易说的正是：“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
当下太平道的第一目标，是要先稳定南疆的部落，分化益州豪强世家的力量，然后将益州豪强世家力量削弱到无法再影响益州局势之后。
土司制度一直到了清朝才被逐步废除，实行改土归流。
对于现在的益州南疆来说，土司制度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但是无疑是一种最适合的制度。
设置流官，实行郡县制，确实是最好的管控方式，但是益州的实际情况，还有各部落的实际情况，使得郡县制的实行难度很大。
那些部族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各方面的风俗都和汉地的人大不相同，难以融合，只能靠着时间慢慢融合。
改土归流其实早在明朝时期就一直在推行，只是进度缓慢。
直到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才彻底推行，而在推行的过程之中，无疑是用鲜血来为改土归流铺路。
那些土司长久以来享受着权益，部落民根本没有人权，很多部落之中，普通的部落民只是土司的奴隶，土司的私产。
所以要想改土归流，以流官来管理这些夷人部落，必将要用鲜血来确立这一制度。
那些掌管着部落的部落首领可不会坐以待毙，等着你将他们全部诛杀。
改土归流以后是必须要推行的，但是绝不是现在，现在土司制才是最适合益州南疆的制度。
现在许安没有时间去管理西南，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汉庭和魏庭身上。
西南之事错综复杂，不是一时半会便可以解决的。
许安制定的治理南疆方略基本上可以是说抄书，而抄的书，正是诸葛亮当初在南中实行的制度，还有后世的土司制，再加上一些他在北境管理南匈奴和鲜卑、乌桓等部落的经验。
原本的时空，历史上，诸葛亮将南中上万户劲卒、青羌、部落民迁移到了益州的腹地，将其分成为五部，号为“飞军”，也就后世极为出名的“无当飞军”。
南疆三郡本就人口不多，一下抽走上万户人，无异于釜底抽薪。
无当飞军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于使用弓弩和毒箭，擅长野战，因为有兵械扎马钉和弩箭及地利把握力，非常精于防守作战。
又因为是举家迁移，所以俗以蛮姑为舞，皆团牌披发，号啸而进。
又分开瘦弱，配给大族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设置五部都尉，号为五子，所以南人有四姓五子的说法。
《华阳国志》记载亮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豪强，乃勒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栾世袭官。
于是夷人贪货物，以兼服属于汉，从而在当地建立带有以夷制夷性质的地方军队，当地豪强得到社会地位，遂安于蜀汉统治，出金暮兵，使各方得到实惠。
同时，这些夷人被征募为兵，一定程度上让南疆的部落和蜀汉亲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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